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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西宁6月29日电 题：中国生态大省青海的绿色之变

　　作者姚占山 李江宁

　　“青海戍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五原草枯苜蓿空，青海萧萧风卷蓬”，在文人墨客的诗词里，青海这片土地曾是荒凉和风沙的代名词。然而，如今的中国生态大省青海早已旧貌换新颜，绿色和生态成为青海的新标签，“中华水塔”“三江之源”“中国湿岛”等名称越来越响亮，国家公园示范省的名片也越来越耀眼……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

　　这里是青海湖北岸的克土沙区，“克土”，蒙古语意为寒冷的地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全是黄沙，经过4代治沙人历经40年的不懈努力，黄沙地已经变成了绿洲。眼前绿意盎然的景象，让身为林业站工程师的石德荣很是骄傲。克土沙区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占青海湖沙漠化总面积的57.6%。全境是维系青藏高原东北部和河西走廊生态水系安全、控制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被列入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和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

图为青海境内草原风光。　李江宁 摄

　　生态责任之下，地处青海湖北岸的海晏县党委、政府一直把防沙治沙作为首要工作来推进，自1980年开始便对县域内0.4万公顷的沙区实行了常年禁牧封育和工程治理，采取“以封为主，封造结合”的方法，逐步调整树种结构和固沙方式，全县沙漠化土地总面积从9.9万公顷减少至6.62万公顷。

　　截至目前，青海全省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74.86万公顷，其中“十三五”期间完成57.4万公顷，2021—2022年完成17.46万公顷，全面建成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12个，封禁保护面积达58.26万公顷，沙化土地年均减少2.12万公顷，沙化程度指数从3.17下降到2.94，重点沙区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根本性转变，防沙治沙机制不断完善，沙区植被得到有效保护，沙区生态实现系统治理，生态工程带动产业富民，治沙成效赢得各界认可，沙区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发展空间稳定拓展、绿色屏障更加牢固。

　　寒旱地带的“绿色奇迹”

　　寒旱地带的“绿色奇迹”创造者段国禄，是青海省金融系统大寺沟绿化区护林员，1973年生于西宁市湟中县维新乡(今湟中区共和镇)。30年前的段国禄还是个毛头小子，初中毕业后当了几年放羊娃，随后跟随“省长爷爷”尕布龙加入南北山绿化工作的队伍当中，那年，他18岁。“那时候的北山真的是寸草不生，风沙特别大，一到晚上，我们几个人都要攥着帐篷四个角，一不留神，帐篷就要被掀翻，实在坚持不下去，好几次跑回家，后来还是回到了山上。”当时的段国禄怎么也不会想到西宁城竟然还有比湟中老家更艰苦的地方。

　　据查证，北山的主要岩体为红色泥岩、砂岩，其间还伴生大量“羊脑石”(石膏岩)，山势陡峭、岩石密布、土壤贫瘠是北山最基本的地貌特点。土壤类型为栗钙土，结构疏松，保水性差。有人曾经断言：在这个地方植树造林简直就不可能。

图为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沙珠玉治沙成效。　青海省林草局供图

　　为了改变南北两山的生态环境，1989年，青海省委、省政府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启动了西宁南北山绿化工程，并成立西宁市南北山绿化指挥部。1993年，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下来的尕布龙背起行囊，一头钻进荒山沟，担任西宁南北山绿化工程专职副总指挥。尕布龙带领工人们一边修路，一边引水，为了改善土质，他们用背篼把黄土背到山上，用尖镐凿“羊脑石”，为了这一片绿色，他们吃尽了苦头。

　　现在，林子长起来后，山上已经形成了小气候，降水多了，风沙也少了，树木的成活率自然也就提高了，形成了良性循环。为了守护这片绿色，段国禄和妻子把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全部贡献在了山上。如今的北山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一条硬化路直通山顶，一根根引水管道交错成网，一棵棵挺拔的树木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生机盎然……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南北山绿化工程一、二、三期建设共完成西宁周边荒山绿化3.44万公顷，栽植青海云杉、祁连圆柏、油松、青杨、河北杨、山杏、山桃、沙枣、暴马丁香等乔木8728余万株，同时混交柽柳、柠条、沙棘、白刺等灌木，建成了生态功能较为稳定的混交人工林。工程核心区森林覆盖率由工程建设前的7.2%提升到79%，西宁南北两山经过绿化由童山濯濯转变为郁郁葱葱，生态价值、生态效益和社会服务功能极大提升，西宁地区生态环境和城市景观极大改善，实现了构建城市山地森林、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最初目标，为西宁绿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北”筑起生态安全屏障

　　“三北”筑起生态安全屏障在绿色环绕的龙羊峡库区两侧，大地上零散分布着黄色块状地，这便是多年受风沙侵袭的海南藏族自治州沙珠玉、木格滩沙漠化土地。沙珠玉、木格滩，隔河相望。经过无数人的努力，这里沙漠蔓延的步伐得到控制，展现在眼前的是绿树葱茏的喜人景象。

　　近年来，随着青海省统筹推进“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牧还草、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防沙治沙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数据显示，近10年来，全省荒漠化、沙化土地持续呈现“双缩减”态势，累计完成防沙治沙89.13万公顷，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30%。最新监测数据显示，青海省“三北”防护林工程区林地总面积达到1102.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目前的6.3%，改变了局部地区的气候条件。

　　根据《青海省三北六期工程规划》，2021年至2035年，西宁、海东、海北、海南、海西、黄南6州(市)的31个县(市)，还将完成总面积42.99万平方公里的“三北”防护林建设任务，占青海省国土总面积的59.6%。

　　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

　　“要致富多种树”，这是新中国成立早期对国土绿化事业和群众增收致富两者关系最朴素的描述。

　　近年来，青海省聚力打造产业“四地”和生态文明高地，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林草产业也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减碳增汇、脱贫致富、乡村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青海省枸杞种植面积近4.66万公顷，其中有机枸杞基地面积1.33万公顷，年综合产值达到50亿元，带动20万群众致富增收。由于青海枸杞分布区主要在海拔2500米左右，光照充足、土壤富含硒元素、面源和大气污染少，果品产量多、质量高，因此这里也成为全国重要的枸杞种植区和有机枸杞生产基地，是名副其实的有机枸杞之乡，更是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实践。(完)

　　中新社北京6月29日电 题：印章何以成为连接中日的文化纽带？

　　——专访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王敏

　　作者 吕少威 朱晨曦 蒋文月

　　中国印章文化是与书法、绘画、诗歌比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中国印章巧妙与汉字相结合，经艺术加工，成为中国人象征身份、代表意志、反映审美情趣的重要凭信。中国印章文化随汉字一同传入日本并获广泛应用，化作连接中日两国的重要文化纽带。近日，旅日学者、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王敏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中日印章文化的发展历程、蕴含的精神内核，探讨印章文化的当代传承等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古代印章文化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王敏：谈到印章的发展历程，我觉得首先要从文字的起源谈起。印章要用文字来表述，其与文字的起源与形成密切相关，是在文字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必然的表达方式，这是我给印章的定位。因为有了文字，就需要表达，需要表述，需要与各种各样的素材相结合，印章就是表达文字所蕴含神韵的途径之一。

　　汉字出现以前，先民结绳以记事，其实就开始尝试用一种约定俗成的标记与自然建立稳定的联系。《淮南子·本经训》有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表明，古人认为文字“通天意”。这种“天意”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其实就是人类的世界观、宇宙观，文字就是与自然、宇宙建立交流的一种有效途径。文字代表了人类积极进取、求索不止的求知愿望与开拓精神。

　　表达意志和向外传播，是文字蕴含的内在动力。文字的生命力极强，适应性也极强，文字可与多种媒介产生有机融合。再说回汉字，从一开始在龟甲兽骨上雕刻的甲骨文，再到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金文，汉字不断赋予外物以新的生命，而正是在此过程中，中国印章应运而生。

河南省安阳博物馆展出的商代青铜短印章，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青铜玺印实物。视觉中国 供图

　　《后汉书·祭祀志》指出：“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这里的“三王”一般认为是夏商周三代之君。这是史书对于中国印章起源较为可信的记载，从此记载可看出，印章诞生与朴素的公共意识紧密相关，最初用以明确物品所有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印章与王权相结合，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威且在后世不断被强化，后见诸史书和文学作品中的“传国玉玺”就是“印章信仰”的体现。

香港苏富比展示的中国明清朝御玺三方。视觉中国 供图

　　而后秦统一六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同时也为印章的名称、文字、使用方法等制定了一套完整而严格的规定。“汉承秦制”，汉印在秦印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风格雄浑厚重，成为后世模仿的典范。

　　伴随印章文化传至民间，出现了私人用印。后世文人更将印章与中国书法、绘画相结合，形成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特色标识。经过对汉字的艺术呈现，文人和刻章匠人将自我的审美情趣及气韵风骨全部融入小小的一方印记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印章文化，汉字之美在方寸之间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表达了朴素、正直、高洁等东方美学和哲学思想。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龙山实验小学的学生制作的徽州纂刻印章。施亚磊 摄

　　中新社记者：日本印章文化是如何发展的？您觉得中国印章文化对其有何影响？

　　王敏：有考古研究发现，日本印章文化起源于中国汉赐金印。《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后日本北九州地区出土了一枚印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经多方考证，为汉赐金印的可信度较高。史书《三国志》中也有魏明帝赐邪马台国王卑弥呼“金印紫绶”的记载。大致可以看出，日本至晚在中国汉代时已有印章。

　　至于日本印章的确切起源尚待学界考证，但有一点可以确认，日本印章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印章文化影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和使用习惯。

日本东京的印章工匠制作的印章。视觉中国 供图

　　日本正式开始使用官印是在公元7世纪的大化改新之后。随着《大宝律令》的颁布，官印制度从中国引入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印章在日本民间开始广泛使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东渡日本的黄檗僧独立性易与东皋心越两人，被尊为日本篆刻的鼻祖，二人学识渊博，书法功底深厚，将中国篆刻技艺在日本进一步传播开来。

　　日本江户时代是一个较为和平稳定的时期。古人讲“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生活安稳以后，更加注重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在创作和生活中留下属于自身的独特印记。原本高高在上、代表身份的印章便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平民化和世俗化，演变为民众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段和日常生活工具。

日本东京商店里售的名字印章。视觉中国 供图

　　印章文化在当今日本社会仍具有蓬勃生命力。现在，在日本日常生活中个人使用的印章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需在地方政府登记认证的“实印”，具有法律效力；二是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使用的“银行印”；三是“认印”，有确认、同意、已阅等认可作用。此外，还有一种小型的“订正印”，印在文件中修改之处，证明该处是自己所作修正。日本独特的印章文化也催生出了“旅行集章”这一有趣的旅行“打卡”方式。近年来，该风潮也在中国各地兴起，增加了人们的旅行乐趣。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小学生们参加定制款印章盖章挑战。贾天勇 摄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日印章文化及其他领域应如何更好交流互鉴？

　　王敏：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文化相通，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日印章文化皆根植于汉字文化，是汉字的艺术再现，体现了对汉字的尊重和热爱，同时也反映了各自的风土人情和审美情趣。中日印章文化各有其美，各有所长，饱含了两国印章创作者的智慧，应加强相互交流和学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进而将东方印章和篆刻艺术进一步推向世界，共同讲述汉字之美与印章之韵。中日在其他领域的交流亦应如是。印章是一扇窗，透过一枚印章，我们能见识到更为广阔的精神天地。(完)

　　王敏，旅日学者，在日本工作生活40余年。现任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合作机构顾问、周恩来和平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等。历任日本首相恳谈会(推进国际文化外交)委员、内阁推进国际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