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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秦皇岛6月29日电 题：“数字长城”对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有何启示？

　　——专访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赵琛

　　中新社记者 牛琳

　　作为“数字中国”的一部分，“数字长城”工程的实施迫在眉睫，这也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所聚焦的关键领域之一。

　　作为“数字长城”的具体实践和探索，近期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数字长城》，是中国国内首次运用全新多媒体手段呈现长城原貌的大型电子出版物。其中，丝路长城、汉唐长城遗迹等许多高清影像系首次公开，填补了长城学研究的空白。

　　“数字长城”主要涵盖哪些方面内容？它对探索文化遗产保护路径有何重大意义？《数字长城》著者、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赵琛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数字长城”内涵及其对人类文化遗产实现“永续保存”的探索。

视频：【东西问】赵琛：“数字长城”怎样实现“万里长城永不老”？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何为“数字长城”？“数字长城”主要涵盖哪些方面内容？为何说“数字长城”工程的实施迫在眉睫？

　　赵琛：“数字长城”是把中国历朝历代长城完全数字化的一项工程。它包含三部分：长城本体的数字化、长城文献的数字化以及长城艺术的数字化。

航拍赵琛(左二)带领学员开展长城测量工作。翟羽佳摄

　　一是长城本体的数字化。就长城本体而言，目前留存现状较好的长城点段集中在京津冀地区，其他大部分长城仅存遗址，或濒临消失，“数字长城”工程的实施迫在眉睫。

　　二是长城文献的数字化。关于长城文献，纸质层面的文献散落在全国各地，大部分已失散，能看到的基本是散落在各县县志里的文献记载。此外，有关长城的民间传说、口述历史，也需要记录下来。还有出土文物层面，在长城遗址沿线考古发现的汉简、帛书以及兵器、生产生活工具，都属于长城文献的数字化。

　　三是长城艺术的数字化。文学艺术作品中有关长城的诗歌、绘画很多，敦煌壁画里也有长城，还有长城沿线的民谣、诗歌等，现在都需要大量采集，工程巨大。

　　这不是靠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但“数字长城”工程早晚要做，而且迫在眉睫。我们现在做的也只是万里长城“一里”的开端。

　　具体到操作层面，用什么手段来实现数字化？长城的数字化绝非简单用扫描仪、无人机把长城从内到外地扫描，那样采集来的只是数据。数字化更重要的是对数据进行分析。

　　长城的数字化也绝不仅仅是长城墙体的数字化。修长城核心是人，做数字化时常常忽略人的行为问题。除长城本体的复原，更重要的是还原当时戍守长城的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我们正努力在做。

赵琛向中新社记者讲解数字长城。翟羽佳摄

　　中新社记者：作为“数字长城”的具体实践和探索，近期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数字长城》，是中国国内首次运用全新多媒体手段呈现长城原貌的大型电子出版物，能否介绍一下它？为何说它的面世开启了“数字长城”的新纪元？

　　赵琛：《数字长城》是我们团队30年来跨越17个省区市追寻长城印记的见证，是在总结前辈经验的基础上，对长城的概念、构成、建筑、管理、文化等方面进行创新性诠释探索的学术成果。

　　《数字长城》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学术视角出发，利用航拍手段记录从周朝至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长城资源，涵盖全国各个长城关口的图文资料。其中，丝路长城、汉唐长城遗迹等许多高清影像系首次公开，填补了长城学研究的空白。

　　之前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都是大部头的书，而《数字长城》是一个小小的U盘，这是对我们前一阶段工作的认可。

　　我们研究的长城，很多是未发现、未知的长城，以及被遗忘的长城，它们大部分在无人区，很难抵达，需要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完成第一步数据信息采集。

　　后期资料的研究分析和总结，需要相当长时间，甚至有时一两年才能够去建模型，需要很多跨界人才才能把一个长城遗址完整复原。可以说，我们的认识能力决定了长城复原的样子。

　　我们利用航拍扫描技术、数字全景技术、3D电影技术，对烽燧、戍堡等具有代表性的长城遗址进行科学复原，实现了长城数字复原从无到有的突破。

　　十几年来，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已成趋势。单从体量上来说，万里长城远超过其他文化遗产，其数字化短期内无法完成，需要几代人反复研究。

航拍赵琛(左一)带领学员开展长城测量工作。翟羽佳摄

　　中新社记者：从对“数字长城”的探索实践层面来看，下一步中国长城研究院还计划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

　　赵琛：制作U盘《数字长城》只是开端，它是开启“数字长城”的一把钥匙。其内容是按时间轴和空间轴来设计的：时间轴以朝代为时间段落，从周朝开始一直到新中国；空间轴则以中国地理版图上的南北、东西两个轴线为扩展。

　　《数字长城》完成了从传统纸质出版物到数字化的转变，但它只是“数字长城”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是建设关于长城的大型数据库，高级阶段则是交互式的。

　　我们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把全国重点的开放性的长城关口数字复原完毕。此外，要把重点点段上的长城故事，特别是要把长城上人的生产生活活动用影像呈现出来。

　　我们计划用十年时间来完成大型长城数据库的建设。至于高级阶段，需要群策群力共同完成。高级阶段想要实现的交互性，不仅是中国人的交互，还是世界性的交互。

赵琛(右)向中新社记者讲解数字长城。翟羽佳摄

　　中新社记者：长城数字化对探索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路径有何重大意义？它能否为抵御日渐“消失的长城”提供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

　　赵琛：由于岁月侵蚀，长城每天都在“消失”。长城那么长，我们只能修复很有限的一部分，但数字化能把现有的长城完整、清晰、真实地记录下来，并科学复原其历史原貌。

　　“数字长城”和长城的数字化是两个概念。长城数字化只是手段，而“数字长城”是在虚拟空间通过数据库再建一座万里长城，让后人都能看到长城的历史原貌，还有它周边所有历史信息，这些历史信息不仅有建筑层面，还有人类生产生活层面。

　　中国历朝历代都在反复修长城，它蕴藏着中华民族的密码。而这座史无前例的“数字长城”是永存的，它可以穿越时空，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符号。

赵琛(左)向中新社记者讲解数字长城。翟羽佳摄

　　中新社记者：除举世闻名的中国万里长城外，国外也有“长城”资源，如英国哈德良长城、德国日耳曼长城等，它们是否也有数字化的先例？“数字长城”工程的实施对人类文化遗产保护有何启示？

　　赵琛：就长城数字化的时间而言，2000年初欧洲就有很多机构，特别是英国的大学，已开始开展哈德良长城的数字化，比中国早七八年。

　　就长城数字化的技术手段而言，中外使用的设备差不多。不同的是，哈德良长城以百里计算，中国长城以万里计算；哈德良长城的数字化只是作为一个建筑、一个文物来研究，中国的“数字长城”包含长城数字化，进行的是民族符号、民族精神层面的研究，两者目标不一样。

　　长城数字化不在于起步早晚，而在于谁能持续，谁能坚持到底。目前英国哈德良长城也是点段式的数字化，未达到全部数字化的程度。当然，中国长城的数字化也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在做的是一项引领性工作，打造一个范本，这是一项充满智慧的创造性的劳动。

　　我们常说“万里长城永不倒”，而“数字长城”是“万里长城永不老”。我们尝试用最现代化的技术，真实科学地记录祖先的成就，以此表达对历史、文化、文明的敬畏。它将通过网络传播呈现给世界，告诉世人中国人建设长城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数字长城”保护了东方文明的火种，从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也许100年后，所谓的数字化，就跟印刷术一样简单，不再是什么神秘的事物，但今天我们讨论的还是它的范围、方式、方法，希望让更多人知晓。(完)

　　赵琛，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东北大学教授、中国-东盟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古建筑文化遗产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古村落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负责人、国家视频公开课主讲人。《中国大百科全书》长城卷副主编。

　　致力于长城学研究、古建学研究、古村落研究。主要著作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数字长城》，以及《大美村寨——凤岗》《福陵》《昭陵》《百寿坊》《百狮坊》《文昌祖庭》《李白故里 5.12》等。

　　重点项目有首例数字长城资源库——明长城资源库、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长城精神与文化内涵的辽宁特质研究。

　　中新社北京6月29日电 (记者 刘舒凌)民进党当局日前推出所谓就学服役“3+1”(三年读书，一年当兵)方案，今年9月实施。将一年兵役包裹到大学四年学制之中，这项意在安抚青年的变通安排反而激起台湾社会三重不满。

　　2022年底台湾公布延长兵役至一年的政策，被简称为“3+1”方案的“大学校院学士班学生就学期间服役弹性修业实施指引”是一项重要配套。该方案由民进党当局防务主管部门抛出构想，教育事务主管部门公布具体指引，意在降低兵役对于役龄男子大学毕业后踏入职场或升学的影响。但是，向青年及家长示好的目的未达成，反而增添教育界、广大民众的忧虑。

　　第一重不满，是大学男生群体的负面回应。

　　台湾大学医学工程学系张姓学生接受台湾电视媒体采访时直言，三年(时间)念完四年的书，太辛苦了，“我自己四年都快念不完”。东吴大学物理系董姓学生反映，假期也要用来学习，不但更累、效果也差。

　　屏东大学兼任副教授诸葛俊则指出，大学第四年一般安排专业实习、毕业作品制作或论文撰写，很多实习企业、机构在此期间择优录用毕业生。“3+1”方案让人才培养荒腔走板，绝对影响台湾未来的竞争力。

　　第二重不满，是教育界忧虑酿成新乱象、损害弱势学子学习权。

　　台湾实践大学前校长陈振贵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将兵役包裹在高教学涯之中，三年要修完规定的128个学分，课程匆忙、易囫囵吞枣。当中，须就读五年的建筑等科系学生、选择双主修的学生，负担更重，可能让男生延后毕业成为校园常态，造成新的高教乱象。

　　台湾铭传大学副教授杨颖超提出，当局提供的选择，实际上是引诱经济弱势家庭的学生选择“速食”教育，损害其学习权。他强调，大学课程不那么密集，是为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探索兴趣；让大学生一路接受“填鸭式”教育，限制了他们未来的选择机会。

　　中华文化之中，教育一向被视为百年大计，视为基石。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学习时间减为三年，颠覆传统上有关大学的理念和想象，兹事体大却没有经过社会讨论就实施，后续冲击难以估量。

　　第三重不满，是新方案以校园学子补充兵源，强化台湾民众对家中子弟将被投入战争前线的深层焦虑。

　　两个月后，新方案即适用于2005年之后出生的役龄男子。面对强烈质疑，官方辩称将尊重自由意愿，非全面强制有服役义务的学生适用。但另一面，民进党当局防务主管部门为鼓励学校协助学生服役，提出围绕每一名依此方案服役的学生，将分别补助其所在公立、私立大专院校新台币6万元、12万元；甚至于，相关学生未能如期修完学分、产生学分费，应缴交差额也由防务主管部门补助。显然，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服役优先于学业，教育政策让位于防务政策。

　　可以说，大学期间同时完成服役和学业，这项变通举措意在讨好青年与家长。只是，这道难题的关键点，在于一年兵役背后备战而非避战的政治思维，那才是学生、家长焦虑的根源。

　　有分析指，根据2023年初台行政机构所谓“强化全民防务兵力结构调整方案”，规划新编成5个海岸守备旅，主要接受一年义务役男子。很明显，大多数义务役士兵在当局的防务规划中是要投入前线、负责滩头守备。有如此安排，再怎么声称“义务役只守基础设施”“没有上第一线海陆空领域”都是苍白无力的。

　　民进党再度执政七年多，台海紧张不时升温，延长兵役与增加军购等都被视为“积极备战”的具体作为。当青年、家长乃至主体民意是“理性避战”，民进党再怎么努力变通、迎合，无异于南辕北辙。(完) 【编辑:刘欢】